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于意大利当地时间7月31日去世，享年94年，罗马地方官员向媒体宣布了这一消息。

真实前脚跟后脚啊

Crazy world，who is next one ?

其实电影的神话时代早已结束，只是神才刚刚离开

三联对话安东尼奥尼：《中国》是一个事件

32年前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拍摄他的纪录片，对于他，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猎奇，而是要观察另一种生活，虽然那时中国对于他们是那么隔膜。作为一个有明显社会倾向的导演，他一直在用电影表达他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判断。

　　在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中国的诱惑”，他们把当时受中国革命启发而爆发的西方政治运动叫做“中国的”运动。《中国》拍摄完成后，作为当事方的中国观众却一直没机会看到安东尼奥尼在影片里到底拍了些什么——不论是在32年前批判他的时候，还是后来我们把他当作大师崇敬的时候。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他自己之所以愿意说这么多话，也是希望能借助这种方式澄清这个话题。但是《中国》拍成后，他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的双重抨击。

　　（影展前，记者在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帮助下，书面采访了安东尼奥尼，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所限，采访是在安东尼奥尼认可下，由影展策划人卡尔洛·迪卡尔洛与安东尼奥尼夫人代为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已成为我们“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当时我们都对那场批判有很清晰的记忆。在您的导演生涯中，这部片子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答:

　　1966年，同时在着手进行两个拍摄计划:《技术上很甜蜜》和《放大》，制片人卡尔洛·庞蒂（CarloPonti）当时更愿意完成《放大》，随后是《扎布里斯基角》。

　　1971年，拍摄《扎布里斯基角》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这时制片人说他不想再制作这部影片，这样安东尼奥尼就接受了意大利电视台的建议，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中国》代表了什么？安东尼奥尼1975年曾这样说:“我出发去了中国，中国让我心情开朗，随后又马上带给我苦涩。我想到，一部纪录片有它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将迫使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寻找一种新的方向，它是我克服当时的困难处境的理想良药。

　　“这一经验绝对是正面的。那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的手，让他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

　　“如果说我最初的纪录片培养了我拍摄长片，这一中国经验则培养了我用新的方式在我的下一部影片《职业:记者》中使用电影机，即，我让电影机的主观性取代了我自己的主观性。我可以指挥它转向任何我想要的方向，我可以允许自己获得任何一种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申请来华拍片的手续是否很复杂？是哪些手续？

　　答:

　　在意中重新建交后，1971年5月21日，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FurioColombo）。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要求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意大利驻华大使与新闻司司长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写了一份报告，鉴于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国作了客观报道，所以建议“让一些记者来华工作”。安东尼奥尼知道他们曾与周恩来总理商讨了这个建议。

　　中国外交部和广电部发出批文，当时官方的邀请函由中国驻罗马的文化参赞正式转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1972年5月13日，一支包括安东尼奥尼在内的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一个中国小组的欢迎，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跟随左右，小组成员包括政治负责人、电影专家，还有其他三个人。

　　在出发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意大利对影片《中国》的反响如何？

　　答:

　　在对《中国》的评论中，意大利的新闻界分成两派，因为这次拍摄暗藏着政治含义: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这部片子的，所以在对影片的期待中也有这层政治因素。

　　因为只是用他的亲眼所见来解释中国，让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中看到安东尼奥尼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失望了。举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一个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FrancoFratini）在评价这部影片时曾这样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但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AlbertoMoravia）却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马上直觉到这部影片的价值:“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仿佛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既无需与它建立关系，也无需调查它自己与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他的中国根据的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日常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当时对纪录片的批判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这不是一个难过的回忆吗？

　　答: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这部片子，并于11月28日向上级机构递交了一份报告。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开始对《中国》正式批判，把影片定义为“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后，安东尼奥尼曾向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留下的一则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曾不带怨恨、但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在中国也有私下场合能看到《中国》，或其中的一些片段，对您来说，公开放映是否有特殊意义？

　　答:

　　今天重新放映《中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相反，是一个事件，既是电影的，又是历史政治的，这不仅是对安东尼奥尼而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一样。

　　第一，在影片完成的32年之后，这首先是对愚蠢的、激进的查禁的补救，以这种方式来向安东尼奥尼偿还他作为人和艺术家的坦诚和真诚的声誉。第二，人们能看到的这部影片，它拥有的生命力使它继续成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的爱的表白，对为了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而发动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爱的表白。

 

伯格曼与"死神"交谈

2007年

奖项	获奖影片	获奖人	国家
金棕榈奖	《四月三周两天》	克里斯蒂安·孟鸠	罗马尼亚
评委会大奖	《殡之森》	河濑直美	日本
最佳导演奖	《潜水衣与蝴蝶》	朱利安·施纳贝尔	法国
最佳女演员奖	《密阳》	全度妍	韩国
最佳男演员奖	《驱逐》	康斯坦丁·拉朗尼柯	俄罗斯
最佳编剧奖	《在人生另一边》	费斯·阿金	德国
评委会奖	《我在伊朗长大》	玛赞·莎塔碧	法国
评委会奖	《寂静之光》	卡洛斯·雷加达斯	墨西哥
60周年纪念大奖	《迷幻公园》	加斯·范·桑特	美国
金摄像机奖	Maduzot	Etgar Keret	以色列
金摄像机评委特别奖	Control	Anton Corbijn	美国
基督教文化奖	《在人生另一边》	费斯·阿金	德国
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四月三周两天》	克里斯蒂安·孟鸠	罗马尼亚
“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	《加州之梦》	克里斯蒂安·奈麦斯库	罗马尼亚